我要乐乐

朱青雷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，为了避仇而逃窜躲进深山的某人，看到一个鬼斜倚在白杨下，吓得伏地，怕被鬼看见，不敢起身。

鬼却突然望向伏在地上的他说道：“你怎么不敢站起现身呢？”

某人被吓得半死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我怕鬼。”

内阁学士永宁，得了重病，起居不便，颇为狼狈不堪，请医生来看，一直没治好。

后来又改请另外一个医生，问起前面一个医生所开的药方，却是找不到了。

永宁以为是小婢放错了地方，让她赶紧去找，如果找不到，就要打她板子。

躺在床上靠着枕休息，永宁恍恍惚惚看到有个人跪在灯下说：

员外郎顾德懋，自称为东岳冥官，我不是很信他说的这个，但他所说的话却富含深刻的道理。

他曾在裘文达公家中与我闲聊，讲了如下一段话。

“阴间对节妇很是敬重，而且评判标准分为三等。最低一等是因对儿女或田宅的眷恋而不离去的而守节的；次一等是能够克制自身情欲，以礼义自守的；最高一等则是心如枯井，波澜不生，既不看重富贵，也不受饥寒所扰，根本不计利害得失的。这样的节妇极为罕见，一旦出现，连鬼神都会为之起敬。”

先父姚安公曾经说过这样一则奇事。

在雍正庚戍年的会试中，他与来自雄县的汤孝廉住在同一号舍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汤孝廉突然看见一个披发女鬼掀开帘子，将他的试卷撕裂，再随手一挥，使得试卷如同蝴蝶一般在半空乱飞。

汤孝廉一直性格刚正，也不是怕鬼，坐在那里询问女鬼为何要如此说：

“前世的事情不知道，但今生我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，你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女鬼听后略有些惊愕，问道：“你不是四十七号？”

乾隆己卯年，我主持山西省乡试，有两份试卷均已内选中举。

其中一名列四十八名，但在填草榜时，同考官万泉吕令瀶误将这份试卷收在衣箱中，后来竟寻找无果；

另一名列五十三名，填草榜时，阴风数次吹灭了蜡烛，只好马上换另一份试卷。

揭榜后，拆开考卷弥封，发现丢失试卷者为范学敷，蜡烛被吹灭者为李腾蛟。

我有点怀疑这二人是不是不积阴德，遭了报应。

我的老仆魏哲曾经从他父亲那里听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顺治初年，有个人，大概离我家八九十里，忘记他叫什么了。他大概与其妻子差不多先后辞世。过了三四年，那人小妾也辞世了。

正好他家佣工，夜晚赶路避雨于东岳祠廊下。在似睡非睡间，佣工好象看到主人被枷站立在院子里，而主人的妻妾也紧随其后。一个穿着城隍服装的官员在堂上弯腰向东岳神奏道：

少司寇王兰泉说过这样一个怪事：

“梦午塘在做江南提学时，官署后院有一个小山阜，每天晚上都有怪异的光发出，据说往年有一鸡一蛇住在上面，经历的年岁久了，自然成了精。

梦午塘是个少年得志的人，有些气盛，不信这些神神道道的东西，叫齐了下人，拿着铲子和畚箕要将这个小山阜平了。

下人们不敢动手，梦午塘严令必须要动手，这时风吹过来一片破席盖在他的头上。

左春坊左庶子芮铁崖院子里有一座一直上锁的楼，据说是被狐精给占了。

狐精时常夜晚厨下做菜，在斋中待客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家中下人见多了也就不以为怪。

在防火防盗方面，狐精做得比主人家还要好，于是人妖共居，一直相安无事。

后来芮铁崖将院子卖给了学士李廉衣。

沈椒园先生任鳌峰书院山长的时候，曾经让我们见过高邑忠毅公赵南星的旧砚。

砚上刻有“东方未明之砚”六字，背面也同样有铭文，书道：“残月荧荧，太白耿耿，鸡三号，更五点，此时拜疏击大奄，事成策汝功，不成同汝贬。”

当年赵南星写弹劾魏忠贤时的奏疏就是用此砚起草的。

按察宋蒙泉说过，某公在明代是做谏官的，曾经玩笔仙问自己寿命，仙判说是某年某月某一天会死。

计算日期相距不远，因此他经常闷闷不乐。到了该日期后，他却一直安然无恙，后来加入我大清，还做到了九卿的高位。

有天他正好去同事家，也碰上玩笔仙，之前那个判他死期的笔仙人又降临了。

先父姚安公生性严厉，一直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。

一天却和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和蔼对话，并叫我兄弟几个和他见礼。

还跟我们说：“这是宋曼殊先生的曾孙，好久没有见过了，现在才有幸相遇。明未的战乱，你们的曾祖父年方十一，流离失所，到处览食。幸亏宋曼殊先生得以援手，方才幸存。”

相传有位塾师，某个夏天夜里正好月明，于是率领学生们纳凉在河间献王祠堂外的田埂上。

聚在一起的师生们无事可干，塾师就开始讲《诗经》的模拟考题，读诗琅琅的声音如同在敲击着钟鼓。

同时，塾师又让学生们背诵《孝经》，等他们背完之后，再度讲解其意。

我曾伯祖光吉公，康熙初年做镇番守备，跟我说过有一个李太学的妻了，经常虐待老公的妾室，动不动就扒光小妾衣服鞭打，几乎没有一天会放过她。

村里有一个老妇自称经常梦到阴司，这个就是所谓的“走无常”了，劝他的妻子说：

董文恪公任工部侍郎时，说过这样一件事。

过去在富阳村居，有个老人家正好在邻居家做客，听说我的读书声，就说：“这是个贵人啊，请求拜见一下。”

老人家仔细观察了我几次，又问八字干支，沉思了很久，然后说道：

乾隆己酉年夏天，由于编排《四库全书》，在滦阳当班，当时校理书籍旷日持久，我稍做休息，特地督察官吏，题签上架而已。

昼长无事，追记我生平见闻，想起就赶紧写下来，也没有什么固定格式，这些笔记就如何野史一般，跟学术什么的也不搭架，只是街谈巷议，如果有利于世道人心，那也就罢了。